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 

　　行走在海珠区滨江西路，你可以很容易发现这座老房子：黄白相间的外墙，在周围的灰色民居中，十分抢眼。向上望去，赫然可见它的最上方，是一颗鲜艳红五星。在墙脚大理石镶嵌的石碑上，有几个大字：“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。” 

　　86年前，来着全国12个城市的170多名工会代表，在这里聚首，交流工运形势，发出“全世界劳动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”的时代最强音，掀起工人运动新高潮。当时成立不足一年的中国共产党，也从这里出发，确立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，开创了我国工人运动的新纪元。 

　　承载着这样一段光辉历史的老房子，在岁月的风尘中，足足沉寂了数十年。直到前年，它的身份才被文物部门正式确认，当年那风雷激荡的往事，也渐渐浮出历史地表。 

　　走进“一次劳大”旧址，抚摸那斑驳的墙体，当年工运代表振聋发聩的呐喊，犹在耳边回荡······ 

　　从一个工会开始 

　　河南第一高楼 

　　约90年前，如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（简称“一次劳大”）旧址一带，市河南永德号盐仓所在地。它的出现，与20世纪初期广州一个工会组织——广东机器工会有关。 

　　自古是繁华商埠的省港地区，是我国最早出现产业工人和工会组织的地方。20世纪中期，香港和广州地区相继成为机器工人的工会组织。由于两地工人往来频繁，建立一个会所，团结海内外同业，成为机器工人的共同愿望。 

　　1917年，在香港机工总会的推动下，粤港两地机器总会齐心协力，经过十多次特别会议商讨，成立“筹建中国机器总会董事局”，1918年再成立香港董事分局，接受海外华人的募捐，以兴建会所。 

　　海内外机器工人听说要建一个永久性会址，都很兴奋，踊跃捐款。募捐不到3个月，已达11万元。于是，董事局买下海珠河南西段、肃昭德堂其中一处物业为会址，兴建会所，并与1919年10月4日举行奠基典礼。 

　　当时，机器工会是一个实力较强、影响力较大的工人团体，在当时具有一定进步性，因而，其会所的兴建也引来各界的关注。奠基典礼由清末民初外交家、法学家伍廷芳主持，一些政要，各国领事、各界社团代表，都前去庆贺。 

　　广东机器工会会所的兴建，也得到孙中山的帮助。1921年，孙中山特捐10万毫银，以补助会所的建筑费，让广州市政府分期拨付，第一期拨了10500元，后来，由于陈炯明叛变，后继拨款停顿了下来。 

　　广东机器工会会所，是海内外机器工人用自己的力量筑建的。它建起后，雄视珠江，在周围的农田和低矮民居中鹤立鸡群，是当时的“河南第一高楼”。 

　　开办工人夜校 

　　在召开大会之前，广东机器工会会所曾是中共举办工人夜校的地方。 

　　1920年，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，来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，并借此在广东进行组党活动。 

　　1921年春，陈独秀认为要普及工人教育，提议开办工人补习夜校，于是推举中共早期领导人谭平山等人给廖仲恺、许崇清，让他们转荐到机器工会开补习夜校，充任义务教师。 

　　工人夜校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办。夜校成立董事会后，谭平山担任董事长，时常为募捐办校经费而操心。广州共产党小组还从党员收入中抽出百分之十，以维持夜校费用。 

　　夜校分为甲、乙两个班，谭天度、黄裕谦分别担任甲班和乙班的班主任，主要进行文化知识的讲授，同时对工人进行阶级斗争、群众运动等教育，上课地点就在后来举行“一次劳大”的礼堂中。这所学校一共办了几期，持续一年多时间，培养了一批工人骨干。 

　　然而，共产党人的这些活动，逐渐引起当时把持机器工会的国民党右派的警觉。 

　　据广州共产党小组的第一批党员谭天度回忆，当时，国民党右派马超俊参加夜校董事会，监督夜校，以金钱贿赂或请饮茶等手法，对一些比较活跃的分子进行拉拢。最后，夜校不得已停办。 

　　共产党人在这里举行工人夜校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他们在这里打下的基础，成为“一次劳大”选址在这里的一个原因。 

　　照亮历史的瞬间 

　　广东机器工会会所，如果“一次劳大”没有在这里举行，那么，它的历史就不会像今天如此显赫。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禤兆强向我们讲述了80多年前那风雷激荡的往事。 

　　孙中山支持大会 

　　让时光回溯至80多年前危机深重的中国社会。当时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，承受来自封建主义、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深重的压迫和剥削，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，全国各地罢工迭起，先后有天津租界洗衣工人罢工、广州制烟工人罢工、南京锻业工人罢工等，而1922年1月爆发的那场声势浩大的香港海员大罢工，把全国罢工推向高潮。 

　　“一次劳大”的召开，正是与当时工人运动的形势有关。那时工人运动日益高涨，但全国没有统一的工人团体，各地罢工多是分散的、零星的斗争。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，应该召开一次有各工会代表参加的全国工会统一组织的问题。 

　　1922年4月10日，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，向全国各工会发出了召开“一次劳大”的通告。通告上宣布此次大会的目的有四：纪念五一劳动节；融合并联络全国劳动界之感情；讨论改良生活的问题；讨论各代表提案。 

　　那么，“一次劳大”为何选择在广州举行？ 

　　1922年春，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，准备在上海同时召开“团一大”和“一次劳大”。1922年3月6日，共产党广东地区早期领导人谭平山，致函团领导人施存统，建议：“大会地点，如能够改在广州更好，因为比较的自由。”考虑到当时共产党的南方支部活动活跃，加上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，广州社会政治环境比较清明，最终，中共中央决定，“一次劳大”改在广州举行。 

　　而大会会场最终设在广东机器工会。本来，广东机器工会后部的礼堂，“庞大而坚固”，可“作大会议堂之用”，而且共产党人曾在那里开办夜校，熟悉里面的情况，是开会最适合的地方。但是，广东机器工会负责人黄焕庭，对青年团员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早有不满，因而对筹备人员借用会场的请求“意欲拒之而未决”，于是请示孙中山。孙中山认为：“此项发起宗旨尚属正当，虽非本党主持，亦宜予以赞助，以免示襟怀之不广。”正是由于孙中山的阔大胸襟和无私支持，黄焕庭等“不得不勉允借用”，“一次劳大“也得以在广州顺利举行。 

　　共同反抗压迫 

　　1922年5月，广州城内春暖花开。来自全国的173名工会代表，聚首广州，参加“一次劳大”。 

　　虽然由于经费困难和警察追缉，从其他地区来广州很不容易，但来自全国12个城市的工会代表依然客服种种困难，出席大会。他们代表着全国110个工会34万名会员。其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当年投身工人运动的著名人物的身影，如张国焘、李启汉、邓中夏、苏兆征、林伟民等。 

　　5月1日，劳动大会全体代表和广州市工人群众数万人，在第一公园（即今天的人民公园）举行大会，庆祝五一劳动节。 

　　5月2日，广东机器工会礼堂内一片红彤彤，“一次劳大”在这里正式开幕。开幕式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张国焘主持，谭平山向大会作筹备经过报告，张太雷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向大会致祝辞。 

　　这次大会，“联合起来、反抗压迫”，是工人代表的共同目的。据当时的代表马超俊的回忆，当时，一个工商代表要登台发言时，工人门指着会场的悬额说：“这里明写着‘工人讲坛’，不是商人讲坛，请下来吧！” 

　　“一次劳大”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代表党派成分比较复杂，有共产党员、国民党员、无政府主义者和无党派人士，政治立场不一样，各方在主席团名单等问题上，曾发生激烈争论。所幸共产党人始终掌握大会方向，在会内外做了大量工作，会议议程得以顺利进行。 

　　工人大团结 

　　为期6天的“一次劳大”，总共通过了《罢工援助案》、《八小时工作制案》以及《惩戒工贼虎伥案》等十项决议案。遗憾的是，目前仅能找到其中《罢工援助案》和《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》的全文。 

　　大会还通过了《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宣言》。这个宣言道出了当时千千万万工人的心声，如今读来仍令人为之动容。它从当时工人所受的悲惨待遇出发，号召全国工人削平行帮，消除隔阂，不分地域，不分党派，不分男女老少，联合成一个阶级战线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。 

　　禤兆强说，“一次劳大”促进全国工会大联合，推动了全国工人大团结。中国共产党决定“一次劳大”召开的原则是不分党派，只要是工会便邀请其参加，这就使得各地的工人代表第一次有机会聚集在一起，中国工人运动从此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，大会后，全国工人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。并且，“一次劳大”通过决议：“中华全国总工会未成立前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。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唯一领导机关，也就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，在工运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 

　　从沉寂到重生 

　　考证三年确定旧址 

　　“一次劳大”以后，广东机器工会会所幸运地躲过一次次战火，历经风风雨雨，在滨江西路上顽强地屹立，默默守护滔滔江水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广东机器工会会所被政府接管，并移交广州市总工会，用作广州职工业余教育和机电工会的办公场所。 

　　但由于种种原因，“一次劳大”旧址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长达数十年。直到广州第三次文物普查，这里被文物普查小组所发现，历经三年考证，它的真正身份才在2006年广州第四次文物普查中被揭开。 

　　禤兆强曾参与“一次劳大”会议和旧址的考证工作。“我们一直都知道‘一次劳大’在广州举行，但关于它的情况和旧址的资料，散见于各个史料，少得可怜。会议最基本的要素——会议时间、地点、议程、内容、出席代表和会议决议等，都存在争议，会议议程至今未能找到。”他说。 

　　当时，由文博专家、党史专家、工运专家组成一个十多人的专家小组，对“一次劳大”有关问题进行考证。一些问题在讨论和争论中渐渐明晰，但也出席一些争议，如关于“一次劳大”的具体召开地点，曾发生过一次风波。 

　　广东机器工会会所有两座建筑，后面的礼堂一直被认为是“一次劳大”举行的地方，但禤兆强在搜集资料过程中，发现当时到过会场的少共国际代表达林的回忆录中，“一次劳大”会场是在“二楼礼堂”。禤兆强顿时惊出一身冷汗：达林的这篇回忆录，是在会议后次年所写，情节详细，理应比较准确，莫非一直以来是我们搞错了？ 

　　当时复原工程已在如火如荼进行中，这个关键问题让大家格外重视，于是分头去求证核实。终于，他们找到一个关键性证据：广东机器工会重要人物之一马超俊所写的一本书中，明确写着劳动组合书记部借“‘国机‘会所后部旧建筑之会议室为会场”。专家们结合实地考证，一致认定原来的结论没有错误，这场“风波”才得以平息。 

　　申报全国文保单位 

　　春夏之交，南国的天空飘洒着阵阵雨丝。珠江边的“一次劳大”旧址，在雨中也显得格外雄伟。旧址大楼此刻大门紧锁，从侧面斑驳的大铁门走进去，一座外墙黄色批荡的平房出现在眼前，那是当年举行“一次劳大”的礼堂。 

　　礼堂大门上方，也有一颗硕大的红五星。慢慢打开大门，信步走进去，头顶的灯慢慢亮起来，昏暗的环境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，按照当年开会复原的物件，跃入眼帘。 

　　只见一张张长条凳井然有序地排列着，正前方搭起一座主席台，中央悬挂一面大红旗，两旁各有大红旗幅一幅。礼堂半空悬挂着一颗大红星及无数小红旗，上面都写着“争取八小时工作制”等口号。行走在这里，当年情景仿佛在眼前。 

　　禤兆强说，如果当时这个礼堂没有作为文物进行修缮，并加以保护，现在可能已经岌岌可危。数年前，当他到这里参观，这里由于年久失修，比较残破，房梁部分杉木霉烂，房顶也开始漏水，基本已空置了。 

　　由于当时没有留下照片，而且后来又经过多次加建，旧址的大体形制虽然仍在，但已经面目全非，这为会址复原带来困难。当时，施工人员只能先拆去加建的墙体，再根据墙基、地面和老工人的回忆一点一点地去复原。 

　　禤兆强说，在数十年后，“一次劳大”旧址能完整保存到现在，已属难能可贵。由于它在工运史上的重要意义，应该可以申报全国文物保护单位。到那时，这里也许不再这样落寞。 

　　而据一些老人回忆，旧址上方的标志原来不是红五星，而是一个圆规，即当时机器工会的会徽，如果要申报文物单位，就有必要对此进行考证。（摘自：红色史迹  撰文：梁婵） 

　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 

　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址楼顶上的红五星